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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9年04月29日
 

  ……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我曾经极有趣味地研究他,因为他在中国,象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一个瘦个子,中等的身材,细小而结实的骨胳,富于热情的又大又深的眼睛,尽管有长而黑的胡须,外表上仍旧不脱孩子气。他的某种动人的吸引力,似乎是由个人的魅力和指挥若定的信心交织而成的。他说的英语,不怎么流利。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有五年不讲英语了。以下是根据我们当时谈话的笔记写成的。 

  周氏于一八九九年在江苏淮安县一个没落的旧家庭出生。他的母亲原籍浙江省绍兴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周氏过继了给他的叔父。当时那位叔父已在弥留状态,他并没有遗产。周氏的父亲为了使他后继有人,便将恩来送他作为儿子。正如周氏所说:“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婶婶便成为我真正的母亲。十岁以前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十岁那一年,她和我的生母都去世了。” 

  周氏的祖父是一个才子,在清朝时当过江苏淮安县的官。周氏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他的父亲周荫良(译音)中过举,但没有当过官。当周氏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父亲便去世了。周氏的养母读过很多书,这在当时的官宦之家是极不寻常的。她喜欢小说及一些描写反叛的禁书,并讲给童年时代的周氏听。周氏的早期教育,是在私塾中由老师教以古文,准备将来应考当官。周氏的两位母亲死后,他便被送去与伯父、伯母同住,那位伯父是在东三省奉天当官的。这时周氏开始阅读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所写的禁书和他所编的报纸。 

  在十四岁那一年,周氏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满清政府被推翻了,周氏便受到由孙中山所创立的国民党的影响。在策划推翻满清的行动中,日本对孙中山是友善的,就是在反对军阀窃据民国的斗争的时候,孙氏仍可以到日本逃难。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氏于一九一七年到日本,在学习日文期间,周氏是东京早稻田大学及京都大学的旁听生。在日本居留的十八个月中,他与在日本有革命思想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熟悉。通过阅读及书信,他对于在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亦有所认识。 

  一九一九年,前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张伯苓出任新成立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在张氏的邀请下,周氏离开日本回南开就读。那时候,周氏的亲属们--周氏称他们为败家子--已是极度穷困,不能再负担周氏上大学了。张伯苓给与周氏一份职位,薪金足以维持学费、膳宿费及书费。“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两年,我没有得到家里的接济。我的生活是依靠奖学金。在日本我是靠向朋友借债度日。现在,在南开大学,我是《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这帮助我解决部分费用。”虽然在一九一九年,周氏因为是五四运动中的南开学生领袖,入狱九月,但他仍完成了大学课程。在那段时期,周氏协助组成“觉悟社”,这是一个激进的团体。其成员后来分别变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邓颖超,周氏与她在一九二五年结婚。)“觉悟社”一直维持到一九二○年底,其中有四个领导人在周氏率领下赴法求学。这是陈独秀所组织的勤工俭学计划的一部分。 

  周氏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我本人亦见过陈独秀与李大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 

  “我于一九二○年十月乘船赴法,在途中,遇到很多湖南学生,他们都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包括蔡和森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在法国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时间放在组织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自然的发展结果。--原注)两年后,我到伦敦去,居留了两个半月。我不喜欢那里。然后我往德国工作了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一九二二年派代表往上海,请求加入一年前组成的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正式附属于中国共产党,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在法国的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中,因这关系而成为共产党员的有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陈延年后来当人力车夫,以便组织上海的人力车工人。在反革命清洗时期,他被逮捕,惨受酷刑之后被杀。他的弟弟于一年后在龙华被害(一九二八年)。 

  “在留法中国学生会会员中,加入共青团的超过四百人,无政府主义者不足一百人,国民党党员约一百人。” 

  对留法中国学生的经济支持来自中法教育会、蔡元培及李石曾。周氏说:“很多年老及爱国的先生们私底下帮助我们学生,而且并没有怀着私人的政治目的。”在欧洲时,周氏的经济支持者是一位南京大学创办人严秀(译音)。周氏跟一些中国学生不一样,他除了有一个短时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工组织外,在法国他并没有当过劳工。他跟随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一年法文之后,就把全部时间放在政治上。周氏告诉我:“后来当一些朋友说我用了严秀的钱而变成共产党员时,严氏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人各有志!’” 

  周氏在法国、伦敦和德国度过了三年时光。在返国途中,他在莫斯科稍事逗留以接受指示。一九二四年底他抵达广州,在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的政治部副主任(当他还在巴黎时,周氏已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他又被推举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录自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周恩来纪念集》,斯诺《周恩来的青年时代》) 

  天津抵制劣货①[指当时输进中国的日本货。]的举动,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②[1919年11月,福州日本驻军开枪打死中国学生的事件。]在南开操场开过国民大会后,商学两界会同各团体组织国民大会委员会,一意办理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形,很可令人乐观。今年一月初,商界各同业公会,又表示商人自决,对于贩卖劣货的抵制方法,分为三类:(一)运到已经启封的劣货,应将货物种类同数目,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由商学两界会同查明确实后,得在市上销售。(一)运到尚未启货的劣货,应封存不准出售。(一)已定尚未运来的劣货,应去信送还。商人自有此种办法表示后,封货查货的事,遂立刻举行;而去信退货的事,也同时并举。抵制的功效,方期渐渐的实现。不意魁发成竟因学生调查劣货,勾引日人殴击学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一月念九)省公署前的流血惨剧。从此天津的平民运动,遂受了极大的打击,一切设施,总不能再如以往的自由了。代表自被拘后,陆续被拘的又有数起,内中情形社会上不能尽知,我们现在把他简单写出,以告关心此事的人。 
  ………… 

  念九日①[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同志因领导天津学生往河北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反动政府逮捕。在天津警察厅关押期间(1920年1月29日一1920年4月7日),周恩来同志在狱中写了《警厅拘留记》,六月编完,出狱后整理成书,曾在天津《新民意报》连载。书中详细记载了各界爱国人士在狱中斗争的情况,揭露了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罪行。]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布传单;声明要往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的条件是:请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谍,拒绝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并请省长恢复天津原状,释放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卫队见人多将门关闭;门里边并有多人把守,外边有公署副官传达。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副官由旁门进去传报。半点钟后出来说:“省长本有病,大家既来到这里,省长可以带病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须退出辕门外。”代表说:“辕门内外没有什么区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副官说:“我再进去回回。”说完又由旁门进去,等了半点多钟,出来说:“代表是可以见的,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意思是恐怕门一开,全体学生要随着进去。代表便说:“你们既怕开门,我们四个人可以由门坎空儿钻进去!”副官也没有说话,四个人便俯身钻进去。进去后,当有杨以德儿子杨福培--在省公署当副官--穿着便衣,举起手便向女代表打去。郭隆真脸上被打数下,张若名被他一推,险些跌倒在地。等到他们方一留神看他,他已经一溜烟跑了进去。门内卫队见代表已经进来,便将四个人陪往两厢兵棚外室坐着。里边的副官又让周恩来登在梯上,从门框上伸头出去,告诉众人在外边等候,省长一会儿可以见着。四个人在兵棚内又坐了半点多钟,连催多次;副官总是迟延着说一会就见,四个人急的了不得。又由周恩来要求再往梯子上去看大家,登上梯子后,只见外边辕门内外已经布满了卫队,将学生夹在中央。周恩来说完还没见着省长后,便下来质问副官为什么无故派兵围住学生。副官不理,并命卫队仍将周恩来拥往兵棚外室;这时候外边大呼,嚷声大作。里边人也分不出是哭是叫,遂演出“九一念九”运动。省公署门前的惨剧,详细另有专记,不是本篇所应叙的。又隔了半点多钟,省公署门开,卫队同杨福培也都从门中出去,代表等仍然是屡屡要求接见。停一会儿,忽然有一个人在二门口嚷道:“你们将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还想见省长吗!”说话的时候,便有保安警察数十人从大门进来,将代表捕走;两人架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四个人沿路大呼:“民国万岁”;“同胞万岁”;“学生万岁”。鼓掌声从人丛中零零落落的应着,有些人跟在后边的,便遭警察的枪托毒打。先由西河沿架至警厅门前,后复折入磨盘街,出东马路入营务处,游行了一荡(趟)。到营务处后,将张若名、郭隆真,押入一间空室--营长住的正房的一边--派两个女仆伺候;周恩来、于兰渚押入正房旁边的兵棚里,由捕盗营的兵看管。 
  ………… 

  第二天高登甲①[2月17日。高登甲,警察厅司法科科长。]又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杨晓林去谈话,所问的都是些网罗别人的话,杨晓林含含乎乎答了一点。接着又叫周恩来去到一个司法科员的住室里,先由一个科员问他,后来高登甲也去问他,问的话都同郭于两人差不多,并且还问南开评议员出席学生联合会的是谁?学生联合会经济委员会的职员的人名,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是何人主使组织的?……周恩来也有答的,也有没答的。他们又问周恩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周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往警察厅来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完全责任。这个可指旧日刊说,现在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却不是审查员了。”高登甲又问道:“学生会的款项,从何处来的?”周回道:“是各界赞助学生会的人亲往会中捐助的,也有学生演剧募捐的。”高问现在的款项归什么人保管?周答道:“归经济委员会。”高问经济委员长何人?周说道:“这个我不能说,说了你们又要麻烦他们去了。你们要问学生联合会经费状况,我同马骏就可答你。”高又问:“捐款的是些什么人,捐大宗款的是谁?听说林长民也捐过你们的款吧!”周回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但是林长民并没有捐过我们学生会的款,你们提他是什么意思?”高往下也不问了,便命警察仍领周恩来回去休息。 
  ………… 

  四月二日早晨,司法科传杨以德的命令,让各队看守被拘众人的警察,严重看视,不许互相来往。众人消息彼此既不相通,于是遂实行预定的计划,各人除赵仲禹外,致最后通告于警厅,大概的意思,都是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他们被拘七十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三日后全体绝食,以存他们的人格。……一方面尚墨卿因不受警察的拦阻,仍往十一、二队库房李散人、吴凤岐的住处说话,五、六个警察架他回室。同时警察口中有些闲话说出:什么厅长还怕你们吗?都有玩票的啦--(天津土话,意思是杀了你们,都有人预备偿命了--)。引得尚墨卿大怒,写了几个条儿:什么杨梆子(杨以德的绰号,因其头似梆子,故名。)玩票啦!什么杨梆子快来吧!什么我们绝食啦!缝在身上立在他的住室门口,让走过的人注意。一方面师士范、李燕豪、凌钟、于兰渚、李散人、吴凤岐六个人,自尚墨卿走后,有人欲往门口散步或往厕所,全都被警察干涉,不准出门。众人愤极,遂将绝食限制改于即日实行。……(摘自《警厅拘留记》) 

  民国九年四月七日①[1920年4月7日,周恩来等各界被捕代表由警察厅被送往天津地方检察厅。在检察厅关押期间(至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同志根据被拘代表的活动日志与日记编成《检厅日录》,出狱后整理成册,曾在天津《新民意报》刊登。详细记载了在检厅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晚八钟半,警厅用汽车多辆,将我们二十一人送来地方检察厅。…… 

  四月十一日 

  本日各室值日员外,议决的事件如下: 
  ………… 
  (二)公推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审查公共读书法,同研究社会问题方法;限明日值日会议报告。 

  四月十六日 

  下午各室值日员会议。内容是: 
  ………… 
  (三)公举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三人,办理读书团的事。课程的内容,分英文,历史,数学,中文,数部分。时间每日下午两点至五点,每门功课占三十分钟。 
  (四)………… 
  (五)规定每日起居工作时间:早八钟起,八钟半运动,上午预备受检厅开庭讯问,下午二钟至五钟读书,七钟至九钟研究社会问题,九至十一娱乐会,十二钟前就寝。 
  (六)………… 
  (七)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 
  (八)定每日八点半行柔软体(操)一次,举周恩来、马骏、师士范三人,轮流担任。 

  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是巴黎和会正式表决山东权利同青岛归日的日子。这种可耻的纪念日,很能让我们在狱里的人,生出许多感想。 

  晚上开会,……次周恩来叙说山东问题的始末: 

  (一)德国占据青岛的情形;(二)青岛被日占据;(三)日人处置山东的蛮横;(四)中国参战的波折;(五)中国失去山东的自认;(六)和会处置山东的经过;(七)拒签的情形。…… 

  五月一日 

  今天是“世界劳动节”。我们停止读书,全体工作。早起分室大扫除,直到午饭时才了事。在狱中除此外,也别无可以劳动的事。 

  五月四日 

  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 
  下午两点钟后开会。主席周恩来。先由马骏报告五四后一年中各方面的经过。报告毕,大家随意游戏。 
  晚间又开会--庆祝。--周恩来主席。 

  五月十四日 

  晚上会议,于骏望主席,内容是: 
  (一)议决讲演会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 

  五月十七日 

  晚间会议内容是: 
  ……讨论社会服务问题,大家各说意见,直至九点半方才闭会。综合这两天的结果,是大家出狱后,应有下列的新组织: 
  (一)…… 
  (二)社会应组织灌输平民知识的小报,或由学生办,或由有这项志愿的人办; 
  (三)学生应立讲演团,各校分组担任,轮流向城市乡村间出发演讲,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 
  (四)学生应组织平民教育团…… 

  五月二十八日 

  晚间全体会,……先开讲演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五月三十一日 

  今天功课稍有变动,大家于研究英文,数学,历史,地理以外,又研究日文,心理学,经济学等。经济马千里帮同研究;日文,心理学,周恩来帮同研究。 
  ………… 
  晚上全体会,讲演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六月二日 

  晚上聚会,讲演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六月四日 

  晚间聚会,时子周主席,先开讲演会,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六月七日 

  晚上会议,夏琴西主席,先开讲演会,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摘自《检厅日录》) 

  ………… 

  我现在在此一个人很静,并且来柏林尚未久,一切思潮,还没感受多少德意志的影响,所以写出来的大半要算我一年来居法的积感。以后有变化没有,固不敢说,但现在确是如此,望你们看完我的信后,如有感想也请赶快地相与讨论才好。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施珊说,用Anarchism(以下简作A.ism)(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参加到C.ism里去,(原文不如此,这是我意会你的话)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C.ism也并非没有A.ism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通现象上说来,C.ism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C.ism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C.ism太唯物了,但就我想,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ism并未尝不重其它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因此,C。jsm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这与A.ism所主张的自由正同一用意。不过A.ism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在欧洲的A.ism,其势力渐渐等于零,固然,法国Syndicalism<以下简作Sdism>(工团主义)是发源于A.ism的思想,而在那C.ism势力笼罩的赤俄,A.ism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这全可说不是A.ism灭亡的表征。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要想A.ism的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法国Syndicalism近来已改变了很多态度,而所谓C.G。T的大多数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 

  英国的Guild Socialism(行会社会主义)近已见衰,并且这种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他们的机关报GuildSocialist(去年改名的)既不见什么大精采,而鼓吹的人也就是Cole一人出点大力,但Cole个人近来也有点赤色的同情了。英国人本来太保守,几个工业国家C.ism的势力,数在英国最小,党员不过一万来人,机关报仅一周刊“The Communist”;鼓吹劳动教育的。“Pbbs”月刊常常帮他的忙。此外还有两个月刊为“The Communist Review”和“Labourer Monthly”,前者是党中央出的,后者则属于国际。新近俄国商务机关在伦敦出了一种月刊名叫“Russian Jnformation and Review”,我还没买到看,想施以也许见着了。“The young Communist”是月刊,为少年共产党人出的,Workers Dreadna-ught周刊和Data月刊,也还表革命共产主义的同情,英国的共产党出版是如此,鼓吹的效力可说不甚大,小册子也出得不多。英、法、德三国比较起来,自以德为首,法次之,英则尚后于意、瑞(典)、捷、波诸国。总之谈劳动革命而期望于英国,未免近于妄想,从前马克思和克鲁普得金全看到了。 

  法国劳动界的组织不如英德多,屡次C.G.I大罢工全失败,每次败后退出Sydicat的工人总日见其多,这是一个顶可忧的事件。病原多在太受旧日Sydicat会议的拘束,他们活动的范围太狭了。不闻政治,固然也有好处(法国社会党人吃党的太多,朝三暮四的更不用说了)。但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现今法国工人似乎也有点觉出旧日Sdism不尽可待了。所以去岁C.G.J的大会,便有C.G。T的革命派主张联络国际共产党与赤色工联。今年春,因去年末C.G.T的左派已占了多数,他们越发要改变色彩了。法国的共产党自前冬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去岁末马赛大会,尤其见出他们的精采。法国本来是A.ism思想支配的地方,而现在C.ism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将来西欧如有万一希望,还须从法国动起,其要因由于现时欧洲的政权差不多全在英法手里拿着;英法彼此争雄,遂搅的全欧不安。德国及中欧诸国全处在被制裁地位;他们实难于发难。意比意存观望,……,因此西欧的情形全看法国如何而定了。二月初,法、德共产党有个联合的宣言,正是为此目的而作。最近传闻赤俄与法政府有所联络,如果属实,想必又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真可爱!……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列宁……,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德国的共产党号称三十万人,党势自较法为进步,只是他们现在处于被制地位,欲动不得,可以说德国共产党一有活动,法国莱茵河上的军队便可借口长驱直入。而德法民族的观感又不象俄德,所以德国共产党也没托洛茨基那样的人说托洛茨基那样的大话,持列宁对待德国的同一见解。德法民族间的感情真太坏,除少数共产党与左派社会党人外,差不多彼此仇视的心理还都很甚。德人报复之念与法人重惩之心时时在那里颤动。不但德法如此,以致于英法间,法意间,德波间,法奥间,意塞间,希土间,法希间,法西间,荷比间,……都闹得一团糟。最可惧而最可厌的便是那些中产阶级的人,他们本没有象资产阶级的人有那利害关系的冲突,而他们也赶着起哄,因此欧洲国际间,比旧日春秋战国时还闹的热闹。张申甫说:“西欧近几年内,未必有什么大变。”这句话也可以说半对了。我再替他下个转语,便是“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 

  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在你们看也许嫌为词费,因为你们或者也知道了,也想到了,我写出未免后时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摘自伍豪《西欧的“赤”况》,《觉邮》第二期,1923年4月15日出版) 

  我的近感和趋向我也很愿意同你们多谈谈,不过在致小、山的信中已经说过的,我便不再提了。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前几天我曾做了首白话诗,词句是非常恶劣,不过颇能达我的意念,现在抄在下面给你们看看: 

  生别死离 

  一月前在法兰西接到武陵来信,他抄示我们离北京时在京汉车中所作的“别的疑问”诗,当时读完后怀旧之感颇深。本月初来德,得逸豪信,因念强死事论到生别死离。继续石久给奈因信,谈点似是而非的资本万能。最后又看到施山给念吾的信,知道黄君正品①[黄爱,字正品。]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的同志,遂作此篇,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一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 

  ……国内的消息,新近传来的--很让我们乐观。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采求的兴味,最后又同念吾奈因经了多次的讨论,直至十月后才正式决定了。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C.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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