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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9年04月29日
 

  这是1919年冬的事。 

  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时正是段祺瑞执政的时期,段系集团的横行霸道,尤为全国广大人民所仇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段系集团更视为眼中钉。对北大教授具有前进思想的,或赞成苏俄革命的,都称之为“过激派”,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则早称之为“过激派”的首领。 

  陈独秀在这时,可以算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性情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夏天的夜里,我同陈独秀一道,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印完时,已人深夜一点多钟。 

  暑假期中,北京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他们坐到茶桌子后,往往是坐坐走走。有时茶桌子上,只有茶杯茶壶,而没有人在座。我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引起陈独秀和我们大家高兴。 

  第二天下午,陈独秀约我们四个人(即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正幼稚,一点不知道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根本没有想到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因而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暗布下军警密探,穿着便衣,装作游客,散在各个角落,等到散发传单的人到来,他们就予以逮捕,讨赏。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层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侥幸的是: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暗探少,在双方互相争夺时,陈独秀落到警察厅便衣暗探的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到警察厅去。为什么说侥幸呢?因为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派嫡系段芝贵,我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里,就不一定能保证他不被杀害。那时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后来,安徽几个老顽固派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都用书状要求保释,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把陈独秀释放了。但陈独秀虽然被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这是陈独秀在京师警察厅中关了三个月的经过。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开始。李大钊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他这时还是大讲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胡适则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胡适听说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那时我同胡适同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就是以这个地方为通信处。我那时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因陈独秀被捕,气愤不过,对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骂,说:“安福胡同是他们的聚义厅。”李大钊仍然在《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反动的北洋政府叫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说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是“过激派”。胡适至此,掩盖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这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针对李大钊进攻,借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过激派”,反而是反对“过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钊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就在反动政府极端仇视“过激派”的时候,仍在《每周评论》上著文答辩,声明他自己是欢喜研究马克思理论,绝不动摇。当这场大辩论还没有结束时,《每周评论》就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了。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地抵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我们沿途平安的佳音。 

  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 

  〔附注〕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 

  再关于《每周评论》出版及被封时间的回忆:《每周评论》第一期是在1918年12月22日出版的。共发行36期。到37期刚付印时,即被查封,停刊时间是1919年8月31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期。李大钊同志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期。这时李大钊同志在五峰,陈独秀尚未出狱,故李大钊文中有“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一句话,就是指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的事。 

  胡适害怕“过激派”三个字: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派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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